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引起律师或媒体或社会公众的重视，因此个性化的努力不能涵盖所有的司法案例，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合法性的机制来确保社会公众对于司法的理性参与。
这一逻辑并不难理解，因为法律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法律文本的模糊和歧义，另一方面来自于法律上不同实践指令之间的冲突。在不吃臭豆腐这一点上说不通，使得他的整个行动没法理解。
如此理解的法教义学仅具有宣示法学研究者身份认同的作用，揭示了法学研究者们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及其方法最普遍和广泛的共识。最后，在我看来，理论反思的重点在于价值论的部分，就体系之内的价值展开反思（reflection on the values of the system）。有效率地正确适用法律是值得追求的，而有效率地错误适用法律显然是不值得追求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系地组织起来的知识（图2）要比那些非体系的琐碎、个别、单调的知识（图1）更合乎理性，更能够被理解，并且更值得追求。法教义学家们同意法教义学体系的根本意义在于增进法律人对于法律文本的理解，以一种合乎理智、可理解的方式来解说法律文本，服务于上述宗旨。
[3]换言之，某一学说构成通说的标准在于学术界和司法界人士普遍地接受该学说，它是一种统计学的事实。Alexy与Peczernik也采纳了类似的体系概念和标准。[78]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6条有契约当事人约定其契约需用一定方式者，在该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契约不成立之规定，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多采用方式自由概念，具体是指在意思表示一致之外法律对是否需采用书面形式、是否需经一定仪式、登记、物之交付、公证等问题原则上不做要求[79]。
3.缔约方式自由之规则构成。[90]同前注[16]，〔德〕卡尔•拉伦茨书，第432页。二是缔约方式自由主义，即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缔约方式自由原则。[37]果真如此，那么以事实行为订立合同将成为一种全新缔约方式。
甚至连缔约方式是否应规定其他方式都还面临较大争议。[55]基于这样的交易模型所建构起来的合同订立制度难以发现、形成缔约制度的整体视角，难以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化的交易实践，在合同成立的规则构成和解释判断上带来许多争议甚至误区。
[29]以上认识始终囿于招拍挂本身，未将当事人以招拍挂从事的交易作为整体予以考虑。[45]第五，缔约方式虽已多样化，但均系通过意思表示缔约，理论上所谓事实合同仍可纳入默示承诺形式或不当得利等制度中。[73]就其内容而言，理论上有不同见解。因此预约合同中虽只约定将来特定时间地点当事人双方负有继续磋商的义务，但是谈判磋商可能本身构成一种实质性给付，例如预约与某著名律师商谈委托事宜，客户可能需就该接洽谈判机会本身支付对价。
而我国《合同法》规定的缔约制度以要约承诺方式为中心，主要建立在一种简单交易模型之上，即当事人完成一项交易只需订立一个合同。[5]Ian Ayres Richard E.Speidel, STUDIES IN CONTRACT LAW, Foundation Press,2008, at 227. [6]Colin P.Marks, Not What, But When Is an Offer: Rehabilitating the Rolling Contract,46 CONNECTICUT LAW REVIEW 73(2013). [7]〔德〕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三大法系的要约与承诺制度》，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2期，第1页。[91]另外《德国民法典》第154条和第155条规定了明显的不合意与隐蔽的不合意两项制度，间接昭示了合同成立以达成合意为必要。[33]实践中至少还有名义上的预约和以规避法律为目的的预约两种类型。
[57]前述当事人就同一事项反复订立数轮合同的方式下合同成立时点的争议、《合同法》关于确认书规定的错位均与缺乏缔约方式上的整体观察视角有关。[88]由于此时的立法重在切割之前的形式主义立法，《法国民法典》并未就合同订立程序或方式做出具体规定，包括要约承诺。
参见《法国民法典》原第1109-1118条关于同意的具体规定。可见上述三种形式自由或方式自由均是指合同形式自由和广义的缔约方式自由。
由于立法者在观念上已先入为主地仅以要约承诺方式为缔约范式，也就难以清晰地意识到合同书方式与要约承诺方式在合同成立判断上的全部差异。[52]有人认为书面订立和拍卖模式才属于要约承诺模式以外的合同订立模式。《合同法》25条、第32条缺乏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类的但书，造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体系解释障碍。第三，要约承诺缔约方式的兴起与邮政事业的广泛应用有着密切联系。第二，合同之债的典型特征是藉由双务合同架构双方互为对待给付的法律关系，而事实合同理论重点解决的单方金钱给付关系并非必须通过合同关系架构。《日本民法典》2017年修订前后均未规定合同成立以意思表示一致或合意为必要。
[96]同前注[77]，〔日〕我妻荣书，第51页。第四，依比较法考察，世界上就缔约方式的立法其实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实质合意基础上的缔约方式典型类型列举主义。
[74]Muriel Fabre-Magnan, Droit des obligations, I-Contrat et Engagement Unilatéral,4e édition, PUF,2016,p.76. [75]国内学者将德国法上的Formfreiheit有的译为方式自由，有的译为形式自由。以合意为中心的合同订立制度包括缔约方式自由和一般的合意制度两大内容。
依《合同法》32条的规定，合同书首先是被当作了一种特殊的书面形式，其次隐约被视作一种特殊的要约承诺方式。三、我国缔约制度的主要缺陷剖析 我国《合同法》13条明文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进而非常详细地规定了要约承诺的具体规则。
首先，民法典合同编合同的订立一章第1条应规定：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成立。[93]同前注[78]，〔日〕中田裕康书，第103页。南京新星港混凝土有限公司与被江苏汇恒通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第2604号。（三）无需承诺的商业确认书方式 与我国《合同法》33条规定确认书需经当事人签订不同，在国际上和外国法上、也包括我国的交易实践中，能够与合同书方式相区别的确认书其实是无需承诺的。
[80]同前注[31]，王利明书，第175页。即便在中国事实缔约是个普遍现象[43]，为避免对合同法基础理论的体系性冲击，将其解释为以意思实现的方式或默示承诺的形式缔约相对更为稳妥。
同前注[89]，李世刚书，第43页。[41]因此有学者认为在未成年人无票乘车、事实上的劳动用工关系等情况下，借鉴事实的合同关系理论效果会更好。
[67] 要约与承诺的范式，只不过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替代方法：双方当事人是否已经表示了合意，受到一套可合理确定之条款的约束。确认书方式在商业实践中之所以受欢迎，也与其最终只有一种表示有关。
但《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的方式（manner）可能被当作形式（form）理解，因此应明确承认要约承诺及其他典型缔约方式。Lon L.Fuller, Melvin A.Eisenberg Mark P.Gergen, BASIC CONTRACT LAW, West,2013, at 413. [51]〔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309页。[68]但在现行合同成立判断模式下，要约承诺方式下合意的具体判断标准不得不被扩张适用于法律未予规定的其他缔约方式。[92]同前注[77]，〔日〕我妻荣书，第50页。
要约承诺作为一种重要的缔约方式只是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立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现实。[10]在法律上将要约承诺确立为缔约范式之后，交易实践中缔约方式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朝着多样化和复杂化方向继续发展。
狭义的、达成合意的缔约方式自由与前述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称方式自由或形式自由在规则构成上存在重大区别。[19]正因为如此，交叉要约、包括与之类似的同时表示在实践中都并不常见，在缔约方式中只能居于补充地位。
[87]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一方面，曾经孕育要约承诺缔约方式的社会基础已严重收缩，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回合式地谈判缔约明显缺乏效率。